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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我国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量54.72万吨，出口额25.4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0.3%和增长0.6%。来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水产品出口总额比重为25.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其中，进料加工出口量42.75万吨，出口额18.86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71%和1.04%;来料加工出口量11.98万吨，出口额6.5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95%和5.76%。

　　今年上半年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量125.17万吨、出口额71.8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48%和3.58%。墨鱼鱿鱼及章鱼、对虾、贝类、鳗鱼、罗非鱼、蟹类、大黄鱼、淡水小龙虾等产品作为一般贸易主要出口品种，出口额之和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65.7%。其中，贝类、罗非鱼、小龙虾出口量额双增，墨鱼、对虾、蟹类、大黄鱼出口量额双降，鳗鱼出口量增额减。由于连续两年养殖病害高发，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下降，同时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增加，我国成为周边及南美白对虾养殖大国争相抢占的市场，自去年以来，我国已由对虾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对虾出口量继续大幅下降。罗非鱼出口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较一季度明显回落。鳗鱼出口形势较一季度明显好转，出口价格略低于上年。

　　过去几年我国对东盟、香港、台湾市场出口快速增加，传统的日美欧韩市场出口占比逐年萎缩。但今年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稳固复苏，我国水产品对其出口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而东盟和香港市场则出现较动。其中，美国、韩国市场明显向好，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分别增加10.33%和25.82%。对日本出口量增额减，和鳗鱼单价下降有较大关系。欧盟市场持续复苏，出口额已由一季度的小幅下降转为小幅增长。香港和东盟出口量额双降，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5.45%和18.49%。

　　受2013年同期套利贸易垫高基数因素影响，水产品出口数据年初呈现下行趋势，3月份以后逐步企稳回升，主要出口省份出口形势也逐月向好。上半年福建、山东、广东、辽宁、浙江、海南、广西、河北等沿海省份仍是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省份，出口额之和占全国水产品出口总额的93.58%。其中，福建省虽然出口量、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16.15%和10.37%，但降幅已较一季度明显收窄;山东省出口量、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5.44%和3.08%，出口额已和福建省基本持平;广东、广西出口量减额增;辽宁、浙江、海南、河北出口量额双增，其中出口额增幅分别达到11.24%、12.65%、21.55%和31.25%。内陆省份中，江西、湖北和吉林位列前三。其中，湖北省出口量、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1.59%和38.2%。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其后果也反映在美国与其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海运方面。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紧密,港航业直接感受到这种变化。

　　2009年,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达到12.15亿t,其中:出口货量4.52亿t,进口货量7.63亿t;国际贸易海运货值达到亿美元,其中:出口货值亿美元,进口货值亿美元。

　　次贷危机在2006年底初露端倪。2007—2009年各季度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见图1。从图1可见,从2007年第2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进口货量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从2009年初开始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从2007年初到2008年初,海运出口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从2008年初到2009年中,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09年下半年以来又呈现增长趋势。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的变化情况,与金融危机打击美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美元贬值等原因导致美国出口产品成本下降、油价剧烈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情况表明,美国国际贸易及海运需求在恢复之中,但是要恢复到与次贷危机之前相当的水平还有待时日。

　　2004—2009年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和货值年增长率变化见图2。从图2可见,自2004年以来,美国进口海运货量呈现逐步下降趋势,而出口海运货量只从2009年开始下降,这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2009年才有充分表现有关。2009年之前,进出口海运货量和货值均呈现基本类似的变化趋势,表明单位海运货物重量货值变化并不大。但是2009年情况有所变化,进出口海运货值的下降率均大于货量的下降率,表明单位海运货物重量货值在降低,这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货物价格下跌以及运输货物构成变化相关。

　　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影响反映在美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上,表现为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变化的区域差异。

　　2006年,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达到创纪录的13.82亿t,其中:出口海运货量3.81亿t,进口海运货量10.01亿t。与2006年相比,2009年美国与不同区域(美国的海运统计分亚洲、南美、北美、非洲、欧洲、中东、加勒比、前苏联、中美洲和澳大拉西亚等10个贸易伙伴区域进行)间海运货量变化情况见表1。

　　与次贷危机前的2006年相比,2009年美国除了出口到北美的海运货量有所减少外,出口到其他各个区域的海运货量均有所增加,出口到亚洲的海运货物净增量最大,占美国出口海运货净增量的64.74%;出口到南美的海运货量增长率最高,达到39.06%;除了自前苏联进口的海运货量增加外,自其他区域进口的海运货量均有所减少,自亚洲进口的海运货物净减量最大,占美国进口海运货净减量的22.94%;自亚洲进口的海运货量减幅最大,达到38.46%;在所有贸易伙伴区域中,除了与前苏联和中美洲之间海运货量有所增加外,其他区域均出现下降,其中:北美下降率最大,亚洲下降率最小。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变化的区域差异反映美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海运货物结构的调整情况。由于金融危机下美元贬值、贸易不平衡、劳动力成本提升、石油价格飙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海运量出现上述变化。

　　2009年,中美之间海运货量达到万t,其中:美国出口至我国海运货量万t,自我国进口海运货量万t。中美之间海运货值达到亿美元,其中:出口至我国海运货值448.65亿美元,自我国进口海运货值亿美元。

　　在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家(地区)中,美国出口至我国的海运货量排第2位,仅次于欧盟,撒哈拉以南非洲排第3位;自我国进口海运货量排第7位,排在第1至第6位的依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委内瑞拉、墨西哥、欧盟、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中美之间的海运货值排第2位,仅次于欧盟,撒哈拉以南非洲排第3位。其中:美国出口至我国的海运货值排第2位,仅次于欧盟,东盟排第3位;自我国进口海运货值排第1位,欧盟次之,日本排第3位。中美之间的海运货值排第1位,欧盟次之,日本排第3位。

　　2004—2009年,中美之间海运货量变化情况见图3。2004年以来,美国出口至我国海运货量呈现较为稳定的逐年增长态势,但2008年的年增长率有所回落,2009年有大幅增长;2004—2006年自我国进口海运货量逐年增长,2007年大幅下降,2008—2009降幅逐渐加大;2004—2008年,美国出口至我国海运货量占美国出口海运总量份额比较稳定,保持在9.60%左右,2009年有较大增长,达到14.52%;2004—2006年,自我国进口海运货量占美国进口海运总量份额呈现逐年稳定增长态势,之后逐年小幅下降,2009年为6.11%;2004—2006年中美之间海运货量逐年增长,达到1.11亿t,之后数年稳定在这个量,占美国国际贸易海运货量的份额呈增长态势,2009年达到9.27%。

　　一、引言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背景之下，一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当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步入服务经济社会［1］。俄罗斯在转轨前，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服务业发展长期受到忽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措施，不仅填补了不少前苏联计划经济遗留下的服务空白，也使服务贸易获得了总量上的进展，对其国内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是否是良性和可持续的，其结构是否朝着优化的方向变动?今后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发展将走向何方?特别是在201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一致通过俄罗斯加入WTO一揽子承诺和俄罗斯入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回顾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服务贸易的发展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服务贸易结构变动和优化状况进行测度，有利于科学判断其服务贸易发展路径、明确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不足，对于提升俄罗斯服务贸易竞争力、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剂”作用，大有裨益。 二、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1.总量与差额分析 从服务贸易总量上看，可将俄罗斯服务贸易粗略地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9年):由于实行激进转轨方式而导致整体经济出现动荡，这一阶段俄罗斯服务贸易几乎没有进展，且其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变动方向一致。1997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及其总额均在总量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滑。第二阶段(2000至今):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出现“俄罗斯式”的跳跃。进入21世纪，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受美国次贷危影响，2009年全球经济趋向走弱，当年俄罗斯服务贸易总量较2008年下降了18.4%，由12.66亿美元降至10.33亿美元。2010年外部经济情况转好，俄罗斯服务贸易额恢复增长，但仍未达到2008年的水平。从服务贸易差额上看，自1994年以来，俄罗斯服务贸易连年逆差。20002008年，伴随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其逆差呈逐年增大态势。2009年在进出口额双双缩减的情况下，逆差也随之减少;2010年服务贸易总额有所增加，逆差又继续跟着扩大。据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服务贸易总额与逆差之间存在着某种正向联系，即逆差随着贸易总额的增加而扩大，随贸易总额的缩减而减少。由此推知，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进口拉动的。 这一结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俄罗斯以燃料、原料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客观现实［2］。从服米乐M6 米乐务贸易占世界的比重来看，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下文简称进出口比重/比例)明显偏低。19942010年，其进口比重平均为1.5%，出口比重约在1%上下。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比重的整体走势与其宏观经济情况密切相关。19941999年受俄罗斯转型初期经济动荡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比例在低水平上呈波动起伏式发展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加快，该时期服务贸易进出口比例也呈现上升态势，并于2008年达到峰值;2009年受世界经济形势下滑影响，俄罗斯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进出口比重分别下降至1.87%和1.20%;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转好，俄罗斯国内经济随之逐渐恢复增长，其进出口比重分别上升至2.03%和1.19%，但仍未达到2008年的水平。此外，进一步研究俄罗斯服务贸易的进口比重与出口比重呈同方向变化，即出口比例增加，进口比例也随之增加;反之亦然。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服务贸易进出口比重指标值一直不大的测量结果，反映了其服务贸易发展相对不大、国际市场份额较小和竞争力较弱的情况。 2.开放度分析 贸易开放度是国际上用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的通用指标，用一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与该国GDP的比值来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此提供了服务贸易开放度的计算公式:SO=(Sx+Si)/GDP其中，Sx、Si分别表示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服务贸易开放度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程度，体现了一国经济增长对国际服务市场的依赖程度［3］。俄罗斯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较低。在考察期内(19942009年)服务贸易平均开放度约为8.9%。其中1999年的开放度最高，为11.4%。进一步分析发现，俄罗斯服务贸易开放度与服务贸易总额总体走势基本呈反向关系。例如，1999年俄罗斯服务贸易额最少，同年服务贸易开放度却最高;2008年服务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年服务贸易开放度却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概括之，俄罗斯服务贸易总额高的年份，其服务贸易开放度反而低;反之亦然。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俄罗斯服务市场的开放似乎是为其进口让路，即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进口拉动的。俄罗斯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标值偏低的测量结果，反映了其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程度不高、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服务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当前俄罗斯以能源燃料为主的畸形经济结构。 3.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 俄罗斯服务贸易主要分布在非独联体地区(如表1所示)。20022010年，俄罗斯与非独联体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占其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82.04%86.48%，独联体国家的比重为13.52%17.96%，欧盟比重为29.29%41.32%，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比重15.69%11.71%。从总体上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服务贸易往来额有下滑趋势;与欧盟的服务贸易交易额则呈微弱上升。特别是自2007年欧盟进一步东扩以来，俄罗斯与欧盟27国的服务贸易额占其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1%以上。就服务贸易出口而言，20022010年，俄罗斯流向独联体、非独联体、欧盟和APEC国家的服务贸易额略有波动，但是非独联体国家作为其主要服务输出地的地位没有动摇，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80%左右。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口的地理分布和发展趋势与其总体服务贸易地区结构和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前述的分析结论进口服务在俄罗斯服务贸易中居主导地位。俄罗斯的服务贸易伙伴比较集中。以2010年为例，俄罗斯与其服务贸易出口的前六大伙伴国(英国、美国、德国、乌克兰、塞浦路斯和瑞士)的贸易额占其当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8.18%;排在俄罗斯前六位的服务贸易进口伙伴国(土耳其、德国、英国、美国、乌克兰和塞浦路斯)，其服务贸易流入额占当年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3.26%(如表2所示)。因此可知，2010年俄罗斯与英国、美国、德国、乌克兰和塞浦路斯的服务贸易往来最为频繁。俄罗斯服务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不仅使其经济形势易受伙伴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还容易产生服务进出口贸易模式的路径依赖，不利于其服务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p#分页标题#e# 三、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1.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差额结构 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仅在表3中列出了俄罗斯部分年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进出口差额情况。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俄罗斯只有运输服务部门的贸易为顺差。而旅游和其他服务(除运输和旅游服务外)部门的逆差额偏大，且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专利和特许使用服务部门自2002年起逆差规模扩大迅速，从－2.1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4.41亿美元，逆差增幅高达19.10倍。这表明，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俄罗斯对用于服务生产活动的专利和特许权的使用需求不断增加，但这一需求却主要依赖进口来满足。另外，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逆差也呈逐年扩大趋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增长并没有将其传统文化优势发挥出来，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2.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 由表4可知，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运输、旅游和其它商业服务。其中，运输服务出口比重虽有起伏，但基本保持在30%左右的份额;自1998年以来，旅游服务出口所占比重下降趋势明显;其它商业服务所占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的建筑服务出口比重在2001年突然较以前有大幅增加，之后又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发展趋势。考察期内通信服务的出口比重较为平稳，基本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金融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自2001年起不断增加，但其所占比重依然很小，仅为2%3%左右。 3.俄罗斯服务贸易的结构变动与优化测定 为了更确切了解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变动的大小，笔者采用学术界用来测量贸易结构变动的常用指标劳伦斯指数(LawrenceIndex，L)和收益性结构变动指数(BeneficialStructuralChangeIndex，BSCI)［4］，分析俄罗斯自1994年以来服务贸易总体及各部门的结构变动及优化情况。劳伦斯指数是对一国某种商品或服务在一段时间内的出口额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该商品或服务出口变动情况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间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L的取值范围是［0，1］，L值越接近0，表明一国的贸易结构变化越小;反之则越大。 收益性结构变动指数是用来反映一国出口结构是否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一致，即是否朝着贸易结构优化方向发展的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贸易结构优化越明显，反之则贸易结构优化不明显或出现恶化。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i，t为一国i部门在t年的出口额;mi，t为i部门在t年的进口额。表5显示了19942010年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动和优化情况。表中收益性结构指数(BSCI)项数值全线为负的数字最为醒目。这一测定结果表明，俄罗斯总体及各部门的服务贸易均未顺应世界同类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呈恶化发展态势。进一步分析发现，依据俄罗斯三大服务部门BSCI指数值的大小，其贸易结构恶化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旅游、其它商业服务(不包含政府服务)和运输。这样的排序也与上文分析的结论相呼应，即旅游服务的逆差最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运输服务部门是俄罗斯所有服务贸易部门中唯一持续顺差部门。但其BSCI指数为负值的事实表明，与世界同类服务贸易相比，该部门的优化速度过慢，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无论从总体还是从各部门来看，俄罗斯服务贸易都远远落在了世界其它国家的后面。 就劳伦斯指数而言，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劳伦斯指数值普遍偏小。其中，19942010年总体指数值只有0.099，这表明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的总体变动幅度非常小。从各服务部门来看，占其出口份额平均30%左右的旅游服务贸易L指数值最大，结合该部门的BSCI指数值及逆差变动趋势，可以发现，俄罗斯旅游服务的出口结构是朝着恶化方向变动的。同样在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运输服务部门，其L指数值排名第二，说明与其它服务部门相比，运输服务贸易结构变动较大，这与前述分析的该部门出口比重呈波浪起伏式发展、变化幅度较大的结论相吻合。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专利和特许使用费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部门的L指数值分别为0.006、0.001、0.003、0.002和0.003，其大小均排在倒数几名。这些服务部门的L指数测定值与上文对俄罗斯服务贸易各部门出口比重的分析结果及其它商业服务(不包含政府服务)BSCI指数值的测定情况相结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比重小，结构变动缓慢，跟不上世界其他国家该类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步伐，且差距越拉越大。 四、结论及简要评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服务贸易总额增长迅速，但逆差很大，且有不断扩大之势。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服务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进口拉动的，其服务贸易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对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分析表明，俄罗斯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小。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地理流向相对集中，容易受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产生服务贸易模式的路径依赖，不利于其服务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升级。科学测定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变动及优化情况发现，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缓慢，并有悖于世界需求的发展方向，呈恶化发展趋势。综上可知，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十分滞后，与其大国地位不相匹配。 2011年11月10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一致通过俄罗斯加入WTO一揽子承诺，俄罗斯长达18年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迈向终点。毋庸置疑，入世将为俄罗斯服务贸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外成熟的服务将以强大的品牌竞争力迅速占领市场。俄罗斯若不尽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竞争力，将不但会产生制约其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效应，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贸易安全。 那么，俄罗斯是否存在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能否实现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赶超战略，提高其竞争力?制约俄罗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笔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年)［5］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GCI)及其细项排名发现，在GCI指数所涵盖12个细项中，①俄罗斯在宏观经济环境、体制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三个方面的排名靠后，而涉及高等教育、培训和创新的排名相对靠前。这说明俄罗斯具有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而事实上，俄罗斯以拥有巨大的人才库和世界顶尖级的人才而举世闻名。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了以工科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注重培育学生的深层次基础知识。它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快速地学习新技术、适应技术变革，并在解决疑难问题时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而不单单局限于热门技能。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最关键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具备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只要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俄罗斯完全有能力使其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进而提高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实现在该领域的赶超战略。因此，当前俄罗斯政府应当充分做好人才激励工作，调动其积极性，并能有效阻止人才外流;与此同时，改善商业环境、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稳定宏观经济。只有政府重视，并能将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切实地落到实处，俄罗斯才能真正实现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使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作为加速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腾飞的“剂”作用充分发挥出来。#p#分页标题#e#

　　贸易技术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又称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技术壁垒。在当代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已经成为主要的非关税壁垒形式。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约占非关税壁垒的10%~30%①;到了90年代末,这一比例已上升到45%左右。②技术壁垒的日益盛行并不断强化,对整个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技术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具有一些明显不同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特点,它的作用机制及经济效应与传统贸易壁垒存在较大差别。因此,需要从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的种种表现出发,深刻认识技术壁垒的内涵,并在借鉴已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和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从尽可能完整的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技术壁垒这一新型的贸易壁垒。

　　贸易技术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贸易技术壁垒?当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有《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协议),但该协议并没有对技术壁垒进行明确的定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贸易技术壁垒就是技术性贸易措施(DonnaRoberts,TimothyE.Josling,andDavidOrden,2000;陈志田、叶柏林,2002;郭从彭,2001;等等)。显然,这种定义混淆了技术壁垒的现象和本质,值得商榷。在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确实表现为标准、技术法规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但技术性贸易措施本身并不是贸易的技术壁垒,相反,技术性贸易措施在国际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证人类安全健康和保护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将技术性贸易措施等同于贸易技术壁垒,明显与事实不符。WTO/TBT协议前言也明确指出,“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能为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做出重大贡献”,并且“期望鼓励制定此类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

　　显然,WTO/TBT协议也不认为技术性贸易措施本身就是贸易技术壁垒。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技术性贸易措施才成为国际贸易的障碍,演变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呢?首先,各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体制性差异使之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影响一个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产业的规模和集中度,个别供应商或购买者的优势地位,技术进步的水平和速度,安全、健康、环境等公共利益的保护等。由于这些因素在各个国家是不相同的,各国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标准为例,目前存在大量的技术标准,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也有许多国际标准。这些标准水平不同、内容各异,很容易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巨大障碍。比如,由于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市场对电视机的技术标准要求各不相同,比利时的飞利浦彩电生产商必须改用三条不同的生产线分别生产供应这三个不同市场的电视机,否则产品便无法打入这些市场。

　　其次,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歧视性制定和实施使之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这种技术壁垒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精心设计标准,专门用来对某些国家的产品形成贸易障碍;利用各国标准的不一致,机动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标准;标准和技术法规等经常变化,甚至制定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使外国商品难以符合这些要求;通过实施有关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迫使进口商品重新包装或更换标签,增加进口商品的技术和费用负担;在实施技术标准、法规的过程中对外国产品设置重重障碍,使商品的销售成本大大增加,或延误交货期,从而降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力。例如,美国环境保护局曾根据对《1990年清洁空气法》的一项修正案,制定并颁布了一项法规,对进口汽油和国产汽油制定了两种不同水平的技术标准。对于国产汽油,该法规只要求国内各炼油厂以1990年各厂的质量水平为基准线;而对于进口汽油,则由美国环保局根据1990年全国汽油的平均标准数值规定一项法定基准线。①

　　两种不同的技术标准,使外国汽油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再次,技术性措施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使之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这类技术壁垒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商品质量和性能的要求严格,制定的标准、技术法规等往往比较苛刻;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经济技术水平的限制,对商品质量和性能的要求相对较低,技术性措施的水平远不及发达国家。这样在发展中国家合格的产品,到了发达国家却成了不合格的产品,造成了贸易的障碍。这类贸易壁垒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对产品的环保要求方面,如苛刻的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等。这类高水平、严要求的标准和技术法规都是发达国家根据其国内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很难达到。这种貌似公正、实则不平等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这是超过当前生产力水平的过高和过于苛刻的技术性要求,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壁垒。最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信息缺失使之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

　　当前,各国技术法规、标准繁多,各种技术规定及检验程序十分复杂,不易掌握。不仅中央政府,而且地方政府或民间机构也颁布了许多工业品和消费品的技术规定。例如,目前欧盟、美国各有10万多个技术标准,德国仅工业标准就有1.5万个,这给各国情报系统带来很大压力。由于受情报系统所限,出口国往往对进口方的各种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难知其详,或缺乏最新版本,从而贻误成交机会,使商品出口受阻,造成贸易的障碍。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所谓贸易技术壁垒就是指,指由于各国的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检验检疫措施等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体系不同,或水平不同,或信息不足,或不能相互协调,或歧视性制定和实施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如果进口国为实现保护国家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居民健康等合法目标,并按照有关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给国际贸易造成障碍时,可以认为这是合法的技术壁垒;如果进口国以实现保护国家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居民健康等合法目标为借口,并违背有关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给贸易造成障碍时,则构成非法的技术壁垒;如果由于贸易各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体制性差异或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而给国际贸易造成障碍时,则称之为客观性技术壁垒。

　　从贸易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来看,一方面,技术壁垒具有控制进口商品数量的作用,即只有符合某些技术性要求的商品才能进口,否则不许进口;另一方面,技术壁垒具有控制进口商品价格的作用,即增加进口商品成本,进而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有学者将这两种作用机制分别称之为技术壁垒的数量控制机制和价格控制机制(冯宗宪、柯大钢,2001)。从技术壁垒的形成过程来看,首先是进口国对进口商品制定标准或技术法规等技术性要求,并根据这些技术性要求对进口商品进行合格评定,产品符合规定,则允许进口,否则禁止进口。如果进口商品完全达到进口国的各项要求,则进口可以自由进行,这时技术性贸易措施并没有形成对贸易的障碍,并未形成贸易的技术壁垒;而一旦法规或标准的制定使得进口产品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性要求,进口商品将被禁止进口,这时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壁垒作用是显然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演变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对进口商品产生明显的数量控制作用。

　　由于利益驱动,出口方必然努力设法跨越技术壁垒以抓住市场机会。但是,此时进口产品要进入进口国市场,就必须按照进口国的技术性要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或者改进产品的包装,使之符合规定要求。而产品的改进,往往需要引进先进技术,或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负担,进而削弱进口产品的成本优势。由于进口产品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一定的合格评定程序,要支付检验费用及其他费用,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进口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时的技术壁垒通过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形成了对进口商品典型的价格控制作用。图中横轴表示进口国的商品进口数量,Q表示同类商品的进口批量;纵轴表示进口国对商品的技术性要求,由下至上表示技术性要求水平的提高。当技术性要求为X0的水平时,图中所列商品A、B、C、D、E等都因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技术性要求而被允许进口。

　　而当进口国将对进口品的技术性要求提高到X1的更高的新水平时,则A、B商品因低于X1的要求而被拒绝进口。这里,进口国技术性要求的提高明显地形成了对进口品的贸易障碍,对进口商品产生了数量控制作用。出口企业只有通过增加成本,对产品进行技术性改进,方能使产品达到新的要求,进而出口到该进口国市场。这时,技术壁垒便又会通过影响进口商品的成本,进而形成对进口商品的价格控制作用。Q表示某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AC表示该产品的单位平均成本。由于一般情况下生产过程存在规模经济,AC曲线凸向原点并严格递减,即产量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越低。假设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P0,则在没有技术壁垒的情况下,出口企业产量为Q1,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单位产品利润为w。

　　当进口国的标准、技术法规等与该产品的生产国不一致、或者进口国有意设置技术性贸易障碍时,出口企业势必要调整生产过程或付出额外的费用以使其产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这一额外的代价记为ACt。ACt的存在使该产品的单位平均成本曲线(b)所示。这样,在出口企业产量仍为Q1的情况下,该产品在进口国的售价至少需要从P0提高到P1企业才能获得正常利润,否则会产生亏损。而价格的提高,无疑将降低该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以上便是技术壁垒对进口产品的价格控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企业突破技术壁垒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将生产规模推进到Q2以上,尽可能降低单位平均成本以赢得竞争优势,如图3(b)中所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壁垒具有对进口产品数量和价格上的双重控制作用。当技术壁垒一旦形成或发生变动时,就会对进口产品产生数量控制作用和价格控制作用,进而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企业经营、产业结构和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

　　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贸易技术壁垒的经济效应分析要复杂一些。因为一般情况下,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对进口产品产生价格或数量方面的控制作用,但并不会导致进口国国内此类产品的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的移动;但是技术壁垒就不同了,在多数情况下,技术壁垒确实不会影响进口国国内的供给或需求情况,但在某些条件下,技术壁垒却又能够使国内的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发生移动。因此,在运用贸易模型分析技术壁垒对进口国的经济效应时,需要充分考虑上述这种差异。

　　(一)进口国国内供给和需求都不变动时技术壁垒的经济效应为提供分析的基础,此处首先做出如下假设:(1)进口国的进口水平相对于世界市场来说非常小,不会影响该产品的世界价格,即此处假设的是小国贸易模型;(2)进口国的技术壁垒对所有出口到该国的产品都适用;(3)贸易产品的进口不会带来实际的风险,即不会导致国内该产品供给曲线)技术壁垒也不会带来国内需求的变化,即不会导致国内需求曲线的移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技术壁垒的经济效应将可以用图4进行分析。图中P表示商品的国内或国际价格,Q表示产品的供给量或需求量,S表示进口国该产品的国内供给曲线,D表示进口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曲线,PW表示世界价格,C表示单位进口商品为达到进口国的有关技术性要求而增加的额外成本。根据假设,进口国是贸易小国,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的将是世界价格。在这一价格下,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量是QD1,国内生产者的供给量是QS1,两者的差额是该国的进口量,以QS1—QD1表示。当进口国为保护国内生产者而采取增加进口商品成本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将会导致进口国国内价格上升到PW+C,进而使进口量下降到图中的QS2—QD2。比较技术壁垒状态与自由贸易状态时的情况,可以看出,技术壁垒的存在,增加了进口国的生产者剩余,大小为图中的面积a;减少了进口国的消费者剩余,大小为图中的面积a+b+c+d;进口国生产者剩余的增加(a)全部来自于该国国内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因而与自由贸易相比,这种技术壁垒产生了(b+c+d)的净福利损失。从形式上看,上述分析与关税壁垒的经济效应分析非常类似,单位进口商品的额外成本C就相当于对单位进口商品征收的从价关税。但实际上,这种技术壁垒对进口国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要远远大于关税壁垒。因为关税壁垒虽然产生净福利损失,但对进口国来说它至少还会带来关税收入,而这种技术壁垒除了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之外,却什么收益也没带来。

　　(二)进口国国内供给不变而需求变动时技术壁垒的经济效应在某些情况下,进口国为保证进口产品的质量,增加消费者的知情权,可能会对进口商品提出一些特定的技术性要求,比如实施强制性标签制度。当这种技术性贸易要求造成对进口产品的贸易障碍时,便会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这种贸易技术壁垒的经济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会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进而削弱进口产品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由于进口产品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性要求,特别是达到了进口国的一些特殊规定后,将会大大增强进口国消费者对该进口产品的消费信心,进而使得进口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即需求增加。表示没有对进口产品提出强制性标签等技术性要求时,进口国对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它反映的是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只有有限信息时的需求情况。S代表进口国该产品的国内供给曲线。国内供给曲线将不会发生移动,因为此处的技术壁垒并不会改变国内的生产成本状况。从图5看出,没有技术壁垒时该国的进口量将为QS1—QD1,记为M1。当进口国对进口产品提出技术性要求之后,只要进口产品达到了这些要求,消费者将会更充分地知道进口商品的有关属性,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信心,进口国对此产品的需求将增加到D2。也就是说,进口国对该产品的真实需求是更高的需求水平D2,只是由于信息不充分,才使需求水平处于D1的较低的位置上。当然进口产品为满足这些技术性要求,必然会产生额外成本C,从而使进口国国内价格提高到PW+C。这时,贸易量将变为QS2—QD2,记为M2。但此例中,我们无从判断M2与M1的大小,也无从判断此种情况下技术壁垒的净福利效应是正是负。这将取决于技术壁垒使进口产品成本的增加与需求曲线移动幅度的大小之间的比较:如果技术壁垒只少许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而使需求曲线向右大幅度移动,则该技术壁垒将会提高进口国的净福利水平;反之,则会造成进口国的净福利损失。

　　(三)进口国国内需求不变而供给变动时技术壁垒的经济效应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一国对进口产品不采取任何技术性措施,任凭产品自由输入,则确实存在伴随产品进口而带来的动物疾病、植物虫害或环境破坏等风险。这些疾病或虫害一旦在国内蔓延,将会严重影响国内生产能力,使该国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即产出能力下降。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为满足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技术壁垒将比完全自由贸易或完全禁止贸易的效果要好。S1代表没有贸易时进口国的国内供给曲线。如果进口国为避免进口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禁止该产品的进口,则这种条件下,进口国国内市场的均衡价格将为PA。如果该国实行对进口产品不施加任何技术性要求,则进口国国内供给曲线会因病虫害等的蔓延而左移到S2的位置,即产出减少。此时的国内价格是PW,即世界价格。对比自由贸易与禁止贸易这两种极端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伴随进口产品的病虫害风险的存在,即如果进口国国内供给曲线不会发生移动,则完全的自由贸易会带来明显的福利收益。但是,由于确实存在着病虫害蔓延的风险,这样自由贸易的短期福利收益便变得微不足道,它将会被进口产品携带的病虫害在国内的蔓延给国内生产带来的损失而抵消,甚至这种损失会大大超过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因此,与自由贸易相比,采取完全禁止贸易的政策将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进口国在关境采取必要的技术性措施便能检测出这些病虫害,确保产品进口不会影响国内生产能力,即不会导致供给曲线的移动,则这样虽增加了成本C,提高了国内价格,但却纠正了伴随进口产品带来的负的外部性,综合来看,是合算的。这种情况下,PW+C便成为不存在病虫害风险的世界市场价格。从图中可以看出,采取适当水平的检验检疫措施要比完全禁止贸易效果为好。从以上分析看出,贸易技术壁垒对进口国的经济效应呈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如果进口国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不会发生移动,则这时技术壁垒会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净福利损失;如果进口国国内供给不变而需求发生变动时,则技术壁垒的净福利效应是正是负,将取决于技术壁垒使进口产品成本的增加与需求曲线移动幅度的大小之间的比较;如果进口国需求不变而供给曲线发生移动时,实施为满足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技术壁垒将比完全禁止贸易或完全自由贸易的效果要好。

　　中国与韩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双边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1992年,双边的贸易额只有50.3亿美元,在2005年,双边的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119.3亿美元的新高,2007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1599.0亿美元,是1992年的31倍多,15年年均增长26%,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7.4%,同时韩国也成为中国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那么,贸易利益在中国与韩国之间究竟如何分配?也就是说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究竟如何?这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贸易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长期趋势的变化情况;二是其波动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对不同类型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波动相对其长期趋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也更值得关注。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其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林丽和张素芳、黄满盈等。最近,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黄满盈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从进出口商品结构角度和国别角度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关于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还是波动情况,国内学者都还尚未涉足。一方面由于韩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韩国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因此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和波动情况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由于中国与韩国的经贸关系自1992年以来才开始迅速发展,因此本文也重点分析自1992年以来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本文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第2版4分位数的基础上,根据Lall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共选择初级产品145种、资源型制成品196种、低技术产品161种、中技术产品200种、高技术产品66种。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1992年～2006年)都来自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Depts/unsd/index.html)。另外,为了反映观测期内进出口数量变动在价格指数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时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

　　如图1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2.6%。从1992年～1994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并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年的外汇体制改革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一方面增强了中国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同时有效遏制了进口的增长,从而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但汇率调整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在1995年,随着进口价格的大幅反弹,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快速回落。在1996年,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大幅改善,带动了整体贸易条件的大幅反弹。1997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大幅下降。此后,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基本上呈振荡走低的趋势,并在2004年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不过,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连续两年出现了反弹。

　　如图2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8.9%。在1992年～2006年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在大多年份都小于100,也就是说,在大多年份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比基期(2000年)要差。在1996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达到历史的最高值,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在1998年和1999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是略微大于90。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连续下降,并在2006年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大幅上升所造成的。

　　如图3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的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9%,其中低技术制成品与中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资源型制成品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1992年～1994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不断上升,并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此后基本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并在2004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在2005年和2006年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幅度非常小。中国同韩国的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在1992年～1994年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都大于175,并且不断上升,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此后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在2006年由于高技术制成品进口价格的大幅上升,导致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大幅下降,并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中国同韩国的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在1998年以前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1998年达到一个相对的高点,此后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自2003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在2006年,由于中技术制成品进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从而使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大幅上升,2006年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50%,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在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同韩国的资源型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6年以来、低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4年以来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自2003年以来,下降幅度非常明显。

　　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类别的进出口商品(比如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由于其产品特征和国际市场结构的不同,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将会不一样,我们把由不同类别进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波动引起的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称为“分类商品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不同类别商品相对出口价格或相对进口价格的波动(比如初级产品相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或进口价格)也会对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产生影响,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相对商品价格”效应。下面,我们将根据这一思想来对贸易条件进行分解。

　　其中,pix表示i类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数,pp、rb、lt、mt及ht分别表示初级商品、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αix表示i类出口商品在全部出口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且。

　　其中,pim表示i类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数。αim表示i类进口商品在全部进口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且。

　　根据前面对“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和“相对商品价格”成分的定义,通过对(3)式进行代数变换,我们可以把贸易条件表示成这二者之和,但是,表示形式并不惟一。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为了把这些“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加总到整体贸易条件当中,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权重,既可以采用出口份额作为权重也可以采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所以,对(3)式可以有两类分解方法,一类采用出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权重,另一类采用进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权重。另外,对每一类分解方法,表示形式也不惟一。这是因为对“相对商品价格”成分,我们需要选择一种商品作为基准商品,这有五种选择,所以对每一类分解方法,就有五种表示形式。在此,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每一类分解方法的一种表示形式。

　　(4)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的是不同类别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后面的4项表示的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

　　(5)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仍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不同(4)式的是用进口份额做了权重;后面的4项表示的仍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与(4)式不同的是,这4项分别表示的是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而不是相对进口价格。

　　在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同韩国整体贸易条件及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在计算各种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时,均采用它们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贸易条件的短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其长期趋势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单位根的出现。实际当中,Razin、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波动性的测算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1。

　　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0.6%,其中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大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年均波动13.0%;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小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年均波动9.9%。所有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都大于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其中资源型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稍大,年均波动分别为19.2%和20.0%;低技术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稍小,年均波动分别为16.0%和17.0%。

　　如果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分界,把整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国同韩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制成品内部,除了中技术制成品,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总的来说,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在前后两个阶段是有显著差异的,即加入WTO之前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大于加入WTO之后贸易条件的波动。

　　在此,我们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对贸易条件的分解共有两类分解方法10种表示形式,而选择哪一类分解方法哪一种表示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在此,本文选择(4)式和(5)式对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进行分解。分解时,式子的右边共有9个方差项和36个协方差项,这些协方差项对整体贸易条件方差的影响很小,忽略它们并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实际当中,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的方差分解、Rogers和Jenkins)对真实汇率的方差分解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具体的分解结果见表2。

　　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根据(4)式和(5)式分解的结果一致,即“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波动在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当中起主导作用。根据(4)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pmtx-pmtm)和αhtx(phtx-pht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二者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35%,结合表1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方面是由于αmtx和αhtx比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大引起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αmtm)(pmtm-ppp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14%,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较大引起的。根据(5)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m(pmtx-pmtm)和αhtm(phtx-pht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二者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59%,这一方面是由于αmtm和αhtm比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大引起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αmtm)(pmtx-pppx)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10%,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较大引起的。

　　总之,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在中国同韩国进出口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较大、中国同韩国中技术制成品贸易的不平衡(出口远小于进口),以及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较动。